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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文的劳动力流转模型和实证分析的结论，以下两点认识将有助于未来更好地推进农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的制度设计。(1)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土地流转机制，以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城的成本。其中的关键是明晰土地产权，使农民拥有相对完整的土地财产权。在此基础上，确立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民而不是村集体，即由农民完全自主决定土地流转。事实上，农民有了完全的非农业就业机会后，就会决定一个合理的租佃价格把自己的土地承包权租给种粮农户。(2)对转移进城的农民给予必要的“市民化补贴”，以减轻农民进城初期固定成本支出巨大的压力。土地制度的改变是一个漫长且充满各方力量权衡的过程，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是关乎社会大众福利提升的较为迫切的需求。⑤因此，需要在完善土地制度设计的同时，注意解决城市化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统筹考虑。比较直接的选择是通过补贴抵消土地制度对城市化的消极影响。这种市民化补贴主要用来弥补农民进入城市的固定成本支出，包括购房、寻找工作等。市民化补贴的形式是比较宽泛的，可以是现金补贴，也可以是实物补贴。比如，政府可以对移居城市的农民优先提供保障性住房，从而降低其进入城市的机会成本。,我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实现的，这不仅给能源资源供给带来很大压力，而且使生态环境难以承受。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加大自主创新力度，以具有自主常识产权的技术带动产业升级，同时培养创新型人才。这就需要深化科技、教育体制改革。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前进京上访形势十分严峻，已经成为困扰信访工作的一道难题。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仅从制度设计及其贯彻实行角度分析，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现行制度未落实。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访人不按程序逐级上访，造成进京上访形势愈发严峻；二是有关机关不按规定受理办理，不应本级受理的信访事项却予以受理、交办，包括下级机关已经受理或正在办理的、超过复查复核时限的或已经复核的，甚至还包括部分初次上访。第二，配套措施不完善。逐级上访、依法受理、三级终结等制度设计仅停留于《信访条例》规定层面，没有统一的具有操作性的配套法规和措施，对于违反制度设计的行为没有可行的惩戒措施，有的地方和部门虽然制定了相关措施，但因缺乏权威性而未收到明显效果。特别是“非正常上访”，在北京作为信访问题处置，然而当事人被劝返接回当地后，又以其在京违反社会治安管理而给予行政拘留、劳动教养等处罚，该问题究竟归属信访范畴还是社会治安范畴，没有明确的法规和文件出台。第三，实际操作有偏差。依法按政策解决信访问题是信访工作的核心，相关法规文件以及制度设计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进行的。但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地方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拦卡堵截进京上访以及处置进京上访行为上，群众反映的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怪圈：“拦卡堵截”传递给信访人的信号是“当地政府和部门害怕信访人进京”，于是他们就越采取进京上访向地方施压；上访人越进京施压，当地就越加大力量“拦卡堵截”。,在这户改的15年，大家可以通过检视城镇流动人口的增减，来判断户改的进度。如果流动人口少了，那就是代表前进；如果增加了，那就是后退。

因此，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一般说来，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是被迫卷入的，其动力始于西方先发国家坚船利炮的打击，而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发展过程。几乎所有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都是把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直接嫁接到传统的农耕社会、渔猎社会或游牧社会上。所以，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期比西方先发国家要短得多。在许多学者看来，后发国家借助西方先发国家的现代化成就迅速转型，是一种后发优势。但是，缩短现代化进程时间是一把双刃剑。后发国家借助先发国家的现代化成就可以后发先至，但是快速转型意味着本来两三百年陆续出现的社会矛盾会在几十年间集中爆发，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将呈现出突变状态。相比先发国家自然形成的现代化进程，后发国家这种被动的，时间上高度压缩的现代化进程给社会带来的痛苦要大得多。,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达到699万人，就业压力为历年之最。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国将长期面临沉重的就业压力。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积极推动劳动者向创业者转变从而实现多渠道就业，是积极就业政策的重要内容。相关统计研究发现，1个劳动者创业成功平均能解决5个人的就业问题，以创业带动就业具有明显的就业倍增效应。

公车改革应该说早已提出多年，也有很多地方试点了多年，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据新京报报道：今年80余家中央机关单位公车购置及运行费用预算总额达到36亿余元，占今年“三公费用”的6成。从公车支出占三公经费支出比重看，海关总署最高，达到88%，后面依次为银监会82%，水利部80%，中国社科院79%，交通运输部79%，国家气象局78%，国家安监总局78%，公安部和中央国家机关工委72%，国税总局69%。,按照现行信访制度设计，“进京上访”理论上就不应该存在。其一，《信访条例》明确规定，信访人应当“逐级上访”，即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其二，有关机关应当“依法受理信访事项”，即按《信访条例》规定受理，对信访问题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的，上访人在规定期限内向受理、办理机关的上级机关再提出同一信访事项的，该上级机关不予受理；其三，信访事项办理实行“三级终结”，即办理、复查、复核三级终结，复核意见为终结意见，信访人如果对复核意见不服，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上访的，各级信访部门和其他行政机关不再受理；其四，关于“上一级机关”的说明，有明文规定，原办理行政机关、复查机关是省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其上一级行政机关是指本级人民政府。综上所述，如果当事人逐级走访，有关机关依法受理办理，并且严格履行“三级终结”，村一级发生的信访事项，即使到其上一级机关——乡级人民政府初访，经乡级人民政府办理，再经县级人民政府复查、市级人民政府复核，问题完全可以解决在市级以下；其他信访事项，到省一级也可以全部终结。也就是说，如果严格实行现行法规文件，除中央国家机关本级引发的信访事项以外，理论上地方不应当存在进京上访。

在现代社会，官僚阶层貌似不再为皇上打工了，改为替纳税人尽责了，貌似这些被称为干部的新阶层可以“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了。这显然是对现代社会的错解。现代社会确实释放了民众干预政治的权力，公权力也确实已经或正在被关进笼子里。但是，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古典、还是现代，政治家和即便不是政治家的公众人物，都有一个如何示范社会、引领社会的问题。现代社会不会继续要求干部、公众人物无私奉献，但任何干部、公众人物，都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借助于权势捷足先登。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不论是干部，还是实业家，都必须走正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财富一定要经得起公众监督，经得起历史检验。,古代中国人生智慧讲究知足常乐，讲究适可而止。古代中国的士大夫官僚阶层讲究立德、立言、立功，讲究三不朽。在传统的中国，物质是匮乏的，享受大致是适度的，那时候人们普遍相信历史，以历史为宗教，对历史具有一种敬畏心。相信现实世界的生命只是一个短暂的居留过程，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并不是他的全部生命，一个人的全部生命就是不朽，就是进入历史。而进入历史，能够不朽，肯定不是在现实世界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财富，而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阴德，留下多少善念。

【編輯:王光源】